[摘要] 相关部门对“校园欺凌”事件风险定级偏低，导致“校园欺凌”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。目前应该树立“校园欺凌”风险防治观念、明确“校园欺凌”的风险防治责任、健全“校园欺凌”风险防治制度、提高“校园欺凌”风险定级
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认为，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平以及国家普法工作的深入，粗放式的社会风险管理亟须扭转。现在是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的双重需求。
比如，目前对于“校园欺凌”的社会风险评估等级落后。据唐钧介绍，长期以来，“校园欺凌”事件的风险等级偏低，造成了对此类事件重视不够，从而忽略了管理。这也是“校园欺凌”得不到有效管理的原因之一。
打破传统观念防治欺凌事件
对于“校园欺凌”事件的风险防治，唐钧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，放在首位的是，树立“校园欺凌”风险防治的观念。
唐钧认为，关于“校园欺凌”，传统观念存在多方面的问题：，传统观念中安全校园的“围墙观”。传统上的安全校园建设，仅指校园围墙内部的安全保障，一出校门就不再是校方的管辖；第二，传统观念中“校园欺凌”的“家丑观”。“家丑”不可外扬，其结果是纵容和变相鼓励“校园欺凌”；第三，“校园欺凌”的“游戏观”，当施害和受害方都是未成年的学生时，会倾向于定性为“游戏玩耍”“打打闹闹”，一般不去做法律层面的违法研判。处理方面也通常采取约谈家长、赔礼道歉等简单方式，施害方容易逃脱惩罚，“校园欺凌”的违法成本很低。
唐钧认为，“校园欺凌”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问题，但是由于传统观念作祟，导致出现两种极端情况：一是大量的个案被“内部消化处理”，并未被报道；二是如果被报道，往往是事态严重，行为极其恶劣的个案，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。
“鉴于此，目前应该树立‘校园欺凌’风险防治的观念。通过思想教育课程、法制教育课程，积极进行宣传教育。”唐钧说。
唐钧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，明确“校园欺凌”的风险防治责任。
在唐钧看来，“校园欺凌”的监管责任是难题。校方通常只管校园内部。如果有校车，则有校车司机和工作人员做监管。如果学生在校门口被家长接走，则监管责任归家长。如果是学生们自行回家，则容易发生“校园欺凌”，而此时的监管责任被分割为：学校、家长、属地等多个主体。
在现实中，预防“校园欺凌”的责任，往往归于学校和家长。因此，学校应“主动防御、科学管理”，家长则要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应尽职责。治理“校园欺凌”的责任，则往往分摊给了属地，因此建议属地政府针对校园周边积极开展综合治理工作。
唐钧提出的第三个层面建议是健全“校园欺凌”风险防治制度。“校园欺凌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危机，对于这一点，唐钧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解释：一般而言，定级风险等级的依据是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。
唐钧认为，“校园欺凌”的风险定级应是中高危。其风险评估的定级依据是：连续发案，照片视频扩散；当事人精神损害严重，社会影响恶劣；责任不清晰，监管易出现空隙，仍将爆发同类事件。要将“校园欺凌”纳入社会风险评估体系，就要积极做好“校园欺凌”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主动开展风险预警和风险防治的日常工作。鉴于“校园欺凌”的社会负面影响极其恶劣，并容易导致家长们的集体恐慌，建议近期将“校园欺凌”设为高危风险，列入常态化的校园安全风险指标体系中去，进行常态的排查和预防。
唐钧还建议校方和属地积极配合，“立体联动”。校方可以向属地提供本校学生返家的路线图，而属地则需要评估这些学生返家路线，是否都有监控设备？是否有常备的巡逻力量？是否能阻止欺凌事件或降低其损害？在上述基础上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学生们自救互助的功能，鼓励学生主动报警或上报校方，鼓励群众主动干预或积极报警，发挥现场“反应人”的功能，发扬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互助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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