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租者常常通过微信找到中介——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使电话显得过时——中介则通过应用软件达成交易。
殷勤的年轻中介“大个子”是微信达人。微信头像显示他穿着印有芝加哥字样的T恤衫，一只胳膊搂着一只卡通老虎。他每天都发一些黑暗卧室和浴室帘的照片过来，催促我们赶紧行动。
与中介的接触经常始于某个地铁站和摩托车。我会站在约定的地点——可能是雍和宫站的C出口或者来福士购物广场——等待有人叫我的名字。然后，我跳上一辆摩托车，抓紧我的手袋，在二环路上迂回前进，经过路边的饺子馆。
(我丈夫的工作时间比较严格，所以只好由我来充当摩托车乘客和主要房天下者的角色。)
这种看房之行经常像是团体旅游。打开房门，迎接我们的是一群中介、经纪人和房东，屋里摆着淡黄色沙发或者顶天落地的镜子。有一次，我跟在七个人身后鱼贯而入。“大个子”有时候会邀请其他潜在的租户。
“大个子”说，他给自己的名字加了额外的“C”，传达了一种无限的机会感，而眼下中国正面临25年来慢的增长速度。
每次看房都为了解北京的文化和生活节奏打开一扇窗。做事情的不正规——没有价签或清单——都成为价格谈判的教育。
没有什么规则可循。有一天，我听到同一个地方有四个估价。有天晚上，我走进一套房子，经过正在吃饭的一家人。我离开厨房时背后跟着一个学步的幼童，还有一缕大蒜的气味。
我们决定扩大搜索面。高楼划出北京的天际线，但平房却揭示它的历史。
胡同曾经构成北京的街区，在金钱和现代化接管之前。居民们都知道这些房子拥挤不堪且供暖很差。
一名中介对我说：“外国人喜欢这种房子。中国人喜欢单元房。”
他的意思是：侨民喜欢生活在“真实的中国”里的幻觉，哪怕他们的房子装修糟糕，比有物业服务的公寓还贵，并且缺少能使用的卫生间。胡同里有公共厕所，但不少胡同居民和有创业精神的房东近些年都安装了马桶。
与地铁的短暂接触把我们带到胡同。
到北京天，我们坐错了方向，错过了预约的看病。一位美国女子在售票厅旁边把手机借给我们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请她吃饭表示感谢，她在席间提到一对新婚夫妇计划出国。
他们在胡同里的家建于清朝，文革时被分割时若干间住宅，位置在紫禁城东北三英里，是一个很小的院子，里面种了很多树，有三个独立的结构。
来到北京快100天的时候，我们搬了进去。
看起来——在中国常常如此——我们通过耐心和个人关系找到了房子。在解决住处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这里生活。
之前的租户买下了邻居的大公鸡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尖叫。(他们把鸡送给了家里的女佣，此后再也没见到过它。)卫生间与房子的其他部分不相连。厨房的灯在我们搬进去那天就坏了。但是，院里有一个石头露台，我们可以在那里看鸟，殷勤的邻居们在我们分不清四声试图讲中文的过程中一直微笑着。
“大个子”定期询问我们找房子的情况。他说，他很高兴我们找到了“合适的房子”。他提醒我们在冬天保持温暖是一种挑战。
他还想知道，我们是否需要卫星天线、一名女仆或者一台空气净化器。(编译/赵菲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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